作者:潘英
在上海闹市区的一个小弄堂里,住着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他就是93岁高龄的万文德先生。万先生德高望重,特别是他在陈式太极拳推广传播方面的杰出贡献,使他在上海太极拳界非常受人尊重。
万先生出生于1915年,三十岁时因受胃病之累,开始练习吴式太极拳。正是由于练拳后病痛渐消,万先生从此喜爱上武术。除了吴式太极拳,他还涉猎过杨式、武式、孙式太极拳,以及形意拳、八卦掌、心意六合拳等。
1963年,北京陈式太极拳宗师陈发科之子陈照奎应当时上海体育宫主任顾留馨之请,来到上海推广陈式太极拳,万先生遂开始学习陈式太极拳。陈式太极拳的螺旋缠绕、刚柔相济、快慢相间,让万先生十分着迷。从此,他几十年如一日,练拳不缀,成为陈式太极拳在上海地区的领军人物。
一、身居斗室,心系太极 这一天,我按照约好的时间,来到位于北京东路360弄11号的万文德先生家中。这里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弄堂,沿着不宽的弄堂向里走去,恍惚进入了电影中见过的老上海。这个弄堂里有几排二层的小楼。小楼墙面的沧桑,让人看一眼就能联想到它们悠久的历史。只是,墙外那些后来加装的水管、煤气管,还有交织的电线,似乎在告诉我,在上海发展的大环境中,这些小楼也在悄悄发生着不起眼的变化。
万先生住在其中一栋小楼的楼上。多年前上海的住房紧张就已经名扬全国。大房间隔成小房间、房间里面搭起阁楼等等,都是精明的上海人寻找生活空间的真实写照。这栋小楼也不例外,原本看来是一户人家居住的上下楼空间,仅楼上就住了六户人家。我走进这栋小楼,踏上又窄又陡的木质楼梯。因为光线很暗,我摸扶着楼梯的扶手,小心地往楼上爬去。扶手很敦实,给人一种安全的感觉。
来到万先生的居室,他与他的一个学生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了。万先生的居室很小,房间内搭有一个用于睡觉的小阁楼,没有直接采光的窗户。最抢眼的就是沿墙布置的、塞得满满的书柜。小小的房间,因我的到来,而显得更加拥挤。万先生的学生告诉我,原本在这个时间里,万先生的孩子是要过来照顾老人的,因为我要来访,所以他们就不能过来了。听到这些,我感到很不安。万先生却笑着说,你是北京来的客人嘛,当然要优先。
万先生家距人民公园不远。1993年,所在地段因建设需要拆迁,新房子建在哈密路,很宽敞。在十几年前的上海,能住上一套宽敞的大房子,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然而,万先生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舍不得离开这里,舍不得离开人民公园这个他练了几十年拳的地方,舍不得离开他的学生们。所以新房子建好后,万先生没有随家人一起搬离位于北京东路的周转房,而是选择了独自一人继续住在这里。万先生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多年,逢年过节时才由家人接他回家团聚。这间房子条件不好,面积小,又没有直接采光的窗户。可是万先生为了推广太极拳,根本不计较生活条件。用他的学生的话来说,他的血液里,都充满了太极拳。
二、尊师敬友,情迷太极
据万先生回忆,当年陈照奎第一次在上海开班教授陈式太极拳时,连续开了五期,每期2个月,分早晚班,每班人数限定为40人,时间是周一、三、五早7:00-8:00(早班)、晚19:00-20:00(晚班),学费3元/期。二个月之后,开设陈式太极拳二路培训班,同样分早晚班,时间为周二、四、六。后来还开了一期擒拿班。
尽管当时登报招生时已要求参加学习的学生有一定杨式、吴式等太极拳基础,但由于陈式太极拳相对复杂一些,所以,二个月的时间显得很不够用。于是包括万先生在内的二十来个人,为了掌握好陈式太极拳,每一期培训班都报名参加,一期不落,连续参加了5期,直到陈照奎冬天离开上海。
1965年,受万先生等陈式太极拳爱好者的邀请,陈照奎再次来到上海,开办提高班,学费为3元/月。这一年,陈照奎在上海开了三个大班,每班约有学员20多人,分别在上海南边、北边、浦东(晚上)上课,每周三次课,另外还开设了二个小班,每周二次课(下午)。这一年,热爱陈式太极拳的万先生同时交费参加了5个班的学习。在那个年代,每月15元的支出,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有的人到处宣传说自己是交了双份学费学拳的,好像自己从老师那里比别人额外多学了一份的东西。若照此推论,万先生恐怕应该学了五份东西了。这一年,陈照奎分别用了七个月、四个月的时间为万先生等人修改了一路、二路拳。
1966年,陈照奎再次来到上海。每逢二、四早上8点钟正常教学课程结束后,万先生就来到一处50平米的空置房间内,先跟着陈照奎练三遍一路、两遍二路,然后为陈照奎的陈式太极拳一路动作做笔记,中午12点结束。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8月,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上海体育界的造反派组织扬言,要把陈照奎这样的职业拳师都揪出来,“试试功夫”。这无疑是在为整人打人找个借口。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火车票已经买不到了,陈照奎千方百计弄到一张退票,万先生和他的一个师兄弟将他送上了8月29日开往北京的火车。当造反派来到万先生家查找陈照奎时,他早已离开了上海。不能跟在老师身边学习,他就借助通信方式与老师沟通。师兄弟之间经常会对某些招势进行切磋,有时还会产生一些不同意见。在这种时候,万先生及其师兄弟们便会联名写信向远在异地的陈照奎请教。他们在信中,将大家的每一种看法、观点都罗列出来,并对不清楚的问题进行讨教。而对于陈照奎的每一封答疑回信,大家都轮流传看,认真消化吸收。正是由于这种一丝不苟的学习态度,使万先生的拳愈练愈好。1978年他去北京的时候,每天还专门抽时间去陈照奎设在马甸等两处拳场观摩。
尽管没有老师在身边时时指点,尽管与老师相处的时间有限,但是,万先生的陈式太极拳却是扎扎实实、一点一滴地跟随陈照奎学出来的。可以说,他是陈照奎在上海地区最得意的学生之一。有的人宣扬自己跟随老师学拳学了多少多少年,实际累计学习时间却不过数月。
1976年冬天,“四人帮”倒台了,文革也结束了,陈照奎携子陈瑜由郑州回到阔别了十年的上海。因为认识列车上的人,他们没有购买火车票,因此万先生买好站台票,亲自进车站迎接他们。万先生回忆说,当他在车站见到陈照奎第一眼时,大吃一惊,陈照奎竟然已经白发苍苍了!万先生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自己的老师竟然变得那么苍老,变得简直让人不敢相信。而当时的陈照奎还不到50岁。十年的沧桑,十年的坎坷,生生吞噬了他的年富力强,也为他的早逝埋下了祸根。1976年冬天、1977年冬天陈照奎都在上海小住了一段时间,刚到上海时临时住在万先生家中。
由于万先生与陈照奎亲密的师生关系,陈照奎1979年再次来上海时,就住在万先生家中。这一次也是陈照奎有生之年最后一次来到上海。当时他在南京,是万先生亲自去南京将他及同行的孔玉敏女士接到上海。这一年陈照奎原计划在上海写一部关于陈式太极拳的书。4 月间,一封陈家沟的来信由北京陈照奎姐姐处辗转半个月寄到万先生家。信中称香港人要拍电影,请陈照奎速去陈家沟。接到这封信后, 4月18日陈照奎匆忙离开了上海。
万先生是从事翻译工作的,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浙江大学英文专业,精通英语、俄语,是上海地区资深翻译家。翻译这种特殊的职业,使他习惯于夜间伏案工作,工作时间弹性很大,因此有充足的时间学拳、练拳。陈照奎在上海期间,万先生时时陪伴在他身旁,在各个方面对他进行照顾,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万先生曾亲自陪同陈照奎去杭州游玩,还为陈照奎在上海的衣食住行提供方便。陈照奎则视万先生为知已,与他推心置腹。因岳父岳母住在北京,所以,万先生每年秋天总要去北京住上一段时间。每年去北京,他总是要去看望陈照奎。但是万先生从来没有利用这种纯洁的师生情去沽取名利。他不是一个追逐名利的人。万先生说,有人吹嘘陈照奎去自己家里教拳,得到“密传”等等,都是在吹牛。他说,要照这种吹法,陈照奎住在我家那么多时间,我岂不是得到了大量“密传”、“绝学”?这是根本没有的事。 万先生在练习陈式太极拳中,还结识了许多北京、河南、江苏、安徽等地的拳友,并通过各种方式与他们进行交流。
三、淡泊名利,推广太极
出于对太极拳的热爱,万先生在自己练拳的同时,开始义务推广陈式太极拳。在上海繁华的南京路附近,有一个人民公园,万先生的拳场就设在公园里。几十年的时间,他在这里教的学生不计其数。除了在公园里教拳,他还去其他地方义务教拳,比如广州、南昌、杭州、昆山、苏州、金华、千岛湖等。
万先生教授陈式太极拳完全是为了推广太极拳,没有任何其他目的。在多年推广太极拳过程中,万先生始终坚持不收费的原则。他在公园里教拳从来不收学费。有时应邀去某些地方教拳,主办方一定要付辛苦费,万先生就将钱全部给予协助他教拳的助教,自己分文不取。
万先生教拳不教香港人士及外国人,他说,对于这些人是必须收费的,但是这样做有违我不收费的宗旨。所以,遇有这样的人来求教,他就让自己的学生去教他们。
万先生对钱财看得很淡,他不但教拳不收学费,20世纪80年代人们生活水平还不高,有的学生要去参加太极拳比赛,没有服装,万先生还自己掏钱给参加比赛的学生们购买表演服、练功鞋。20世纪70年代,有一名女青年跟随万先生学习了数年陈式太极拳,后来她提出想去学八卦掌,万先生便留心为她找了一位八卦掌世家老师。而每个月3元钱的学费,则都是万先生悄悄替她交纳的。过了很久,这位女青年才从她的八卦掌老师那里得知此事。
现在有些人以名取利,借收徒之名大发横财。拜师首付5000元者有之,正式拜师需要交纳几千、几万元者有之。万先生对此很不屑,他说,收徒弟本来是件好事情,怎么搞得都像做生意一样了。
为了更好地推广陈式太极拳,万先生等人于1983年发起成立了上海陈式太极拳协会,万先生任副会长。现在,协会在册的会员已经接近1500人,辅导站遍及上海各个公园。上海陈式太极拳学会每年在公园里举行四次拳艺交流大会,大会期间,上海地区陈式太极拳爱好者云集指定公园,或集体或个人自愿登台献艺,交流切磋技艺。
万先生教拳非常仔细认真,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格。他总是用一种婆婆看小媳妇的挑剔眼光看学生,一丝不苟地给学生修正拳架。万先生说,我们年龄大了,练来练去练的是眼光。年龄大了,打得肯定没有年轻人好了,但眼光更好了,一看就知道好不好。他说,我挑出来的学生,只是盖好了房子,然后要扳架子,这是房屋装修,而且还要装修好几次,光搭好架子还不行。
万先生是一个非常宽容、随和的人。陈照奎1965年在上海办提高班的时候,除了万先生他们这一批老学员外,还有17名由这批学员教出来的学生。由于这17个人不是陈照奎教的,所以陈照奎起初不允许他们参加提高班。后来经万先生半个月的反复劝说做工作,他们才得到允许参加了提高班的学习。
四、坚持传统,创新求变
万先生练习太极拳,绝不仅仅是练习拳架,他对于太极拳的拳理、文化都有着自己的研究。他主张要以科学的态度、中国道家哲学的理论、美学的眼光看待太极拳。他说他自己特别喜欢太极拳,太极拳演练了自然界和人世间的道理。中国有二样东西最好,一是太极拳——阴阳,二是围棋——黑白。它们最简单,但是却最深奥。世间都是阴阳矛盾的,到了极盛就要走向衰败,所以当官不要贪。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在变化的,不变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变”这个字。
万先生在教拳过程中,主张学生要变化创新。他说,我的学生我不强求他们与我完全一样。太极本身就是一种阴阳变化,练拳中阴阳变化得好、变化得巧妙就好。学生要有创新,若无创新,假设一个学生能学到老师的90%,这个学生再教出来的学生就只能学到81%了。一个人智力有限,学生有变化,若能变得更好,我就让他按他自己的变化去练。万先生还指着我穿的白衣服说,你现在穿着这件白衣很好看,难道换一件红衣就不好看了?他说,即使是陈照奎,他的拳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在发生一些变化。无论吹拉弹唱还是书画,能超过老师才有新意,才能发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万先生以一个文人学者的严谨作风,孜孜不倦地研究、练习太极拳。
万先生认为,太极拳讲究的是阴阳变化,即使是刚柔相济的陈式太极拳,也不应当乱打硬拼。乱打硬拼的拳不是太极拳。太极拳应当是发力时如山崩地裂,不发力时如棉花一团。万先生说,现在太极拳比赛中有些裁判是少林裁判,只要看到发劲就叫好。有的人练陈式太极拳有许多发力动作,这就不是太极拳了,只有“阳”,没有“阴”,违背了太极拳阴阳之理,练这样的太极拳,还不如去练杨式太极拳。万先生还讲述了当年陈照奎文革期间教拳时一些事情。陈照奎在上海教拳时,一路中只有七个动作要求发劲。后来在郑州教拳时,应学员们的要求,他将陈式太极拳一路中的发劲动作增加到七百个。文革后陈照奎重返上海时曾向万先生介绍了当时的情况,但第二年再去上海时,他就对万先生说自己“走了弯路”,对自己这种伤身体的教拳方法懊悔不已,从此又改回原来的教法。万先生认为,陈照奎的早逝与那一阶段的发劲教拳不无关系。
万先生平易近人,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但他在学习推广太极拳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来不盲从、不轻信。文革后,陈照奎曾表示要教万先生那种有七百个发劲动作的套路,万先生则认为这种练法不适合自己的身体条件,明确向老师表示不能学习。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学习太极拳的人愈来愈多。于是有些人便为了经济利益而开班教拳。万先生说,现在有的武术学校就像美容学校一样,交了钱进去学习一段时间,就出来找工作。有时有人来上海,自称是某某的高足,要在上海教陈式太极拳。对这样的人,万先生便亲自写信向他的老师核实情况,揭露了一些招摇撞骗者。
万先生谈起太极拳来滔滔不绝,没有半点疲惫之意。不知不觉中,四个小时过去了,他的谈兴仍然很浓。他的学生告诉我,只要聊上太极拳,他从来不会打瞌睡。看来,万先生早已经将自己的身心全部交付给了太极拳。
当采访完万先生以后,我心潮难平。万先生的事迹十分令人感动。他学拳、传拳几十年,在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毫不利已、专门利人,无偿地教学推广太极拳,并给予困难学员以资助,视钱财为身外之物。他爱憎分明,鄙视沽名钓誉、唯利是图者,憎恶打着“密传”旗号招摇的人,如果说密传,万先生是最有资格的,因为老师在他家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襟怀坦白,以诚待人,对老师的练法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态度。他向拳师学拳,学几期就交几期学费,毫不夸耀自己,认为学习交学费是自然的,是尊重老师的劳动。他注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对于打着×××旗号教拳的人,他就写信问明事实。他对拜师收费敛财有着明确的看法。万先生是向陈照奎学拳时间最长的学生,有人号称向老师学拳几年,真正算起来有多少年那是屈指可数的。万先生是武术界的楷模,是武术界当之无愧的雷锋。
最后,用《论语》中子贡与孔子的一段问答赠给万先生,他是当之无愧的: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呼!”(译文:子贡说:“假使有人广泛的给以好处和救济,这个人怎么样呢?能称得上仁人吗?”孔子说:“不仅是仁人!还必定是圣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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