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 戈 武
(一)“太极”是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方式
“太极”一词,初见于被中国学界奉为众经之首的《周易》。《周易.系辞上》载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中,两仪即阴阳,四象指四季和金木水火,八卦代表能生生不已的八种事物。在这一派生过程中,以阴阳为内涵的“太极”是衍生天地万物的本源,导至生生不已的原因是阴阳相依与永无休止的阴阳转化。先哲们认为这一派生过程中体现的自然规律,是事物变化的普遍规律。因此,《周易.系辞上》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老子.四十二章》)。于是,太极一阴阳、物物一太极,“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在探索太极义理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些以阐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为目的的“太极图”。
随着古人对“太极”理、象研究的发展,太极思维中的阴阳辩证法则,逐渐被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法则,渗透于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中,渗透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形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当然,它也就自然而然地深透到了中国人的人体运动方式中,影响着古代武术运动的展。
(二)“顺阴阳而运动”是古代武术的基本原则
体现着“顺阴阳而运动”原则的武术,在先秦时已见记载。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稍晚于《周易》见载的春秋末年越女论剑和战国时《庄子》的有关论述。
“越女”论剑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整篇言辞都是以阴阳变化法则解说攻守制胜之理。(《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庄子》认为攻防格斗的奇巧在于阴阳。他说:“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大至则多奇巧。”(《庄子.人间世》)。并指出“奇巧”的要点在于遵循阴阳转化法则:“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庄子.说剑〉)。在武术格斗中,阴阳转化得当的一方,就能以巧胜拙,后发先至。
中国古代武术,基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理,沿着“顺阴阳而运动”的原则,一直在延绵数千年的冷兵器时代里发展着。至明代中叶后,古代武术发展达到了它的巅峰时,仍然是以“顺阴阳而运动”为原则。这一情况,在普受时人和后世武人推崇的明代武术大家戚继光(1528—1587)和俞大猷(?—1580)的著作中,都有体现。
戚继光《纪效新书》中的《长兵短用篇》、《短兵长用篇》,通篇着笔于运用阴阳变化的法则,论述长与短相互为用的关系。俞大猷在《剑经》中,以阴阳转化法则揭示了转化刚与柔、动与静、先与后等对应因素的方法。提出了“顺人之势,借人之力”、“乘他‘旧力略过,新力未发’”、“以静待动,以逸待劳”等攻效防制胜原则和方法。被后世拳家视为不传之秘。
总之,戚继光《纪效新书》和俞大猷《剑经》,代表着古代武术沿“顺阴阳而运动”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峰。如果从“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即阴阳这一内含来说,可以将戚、俞二位及其以前的同类武术观念称为早期萌动的“太极运动观”。但是,准确些说,只能算是“阴阳运动观”。直到自明清之际出现将“太极”自然观的象、数、理逐步融入拳术的太极拳运动,太极运动观才步入了形成和发展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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