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大节 不容含糊 【马明达】

罗汉老师

民族大节  不容含糊
               ――抗战胜利五十六周年纪念日感言
                          --马明达
                          
                                 
我一直认为，与抗日战争有关的一系列武术史问题，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今天仍值得我
们回顾，值得深入研究和反思。对于在这场民族战争中曾有过高尚表现的武术人士，特别
是以身殉国的英雄人物，无论其地位尊卑，技艺高低，都应该努力挖掘其事迹，表彰其品
节，以树植武林正气。对一切有辱于民族尊严、有亏于武术家品节的人物及其言行，都应
该揭发出来，以昭示社会，警诫方来。我以为民族大节问题是不能含糊的，是则是，非则
非，容不得模棱两可，更不可以有意掩盖真相，甚而以坏为好，以耻为荣。
试将我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坦陈如下，聊供读者参考、批评。

                                一

    至今为止，我们对于与抗战有关的武术人物、事件等，基本上还没有做过系统研究，
许多武术文章和著作严重存在以故事传闻代替史实的现象；更有甚者，在某些人物的宣传
上和武术活动的描述中，不断出现不讲民族大节，是非标准错乱的现象。一年前，我在一
篇关于武术人物宣传标准的文章中，曾针对某些权威武术著作中的这类问题提出批评意见
。一年后的今天，在抗战胜利纪念日即将到来时，我想接着去年的话题再谈一谈，想把有
关这个话题的思考和讨论再引深下去。需要重复一下我曾经说过的话：有些话题，特别是
涉及到某些具体人物时，在我，确有落笔之难，有多层顾虑，以至临纸踯躅，久难属稿。
然而，我反复想过，不讲出来更不好。不知者不为罪也，知道的人却秘而不宣，眼看着让
假的坏的东西蒙蔽社会，贻害青年，在我岂能心安理得。
人所共知，抗日战争对于当时全中国每一个阶层、党派、团体和个人，都是一次严峻的考
验，面对民族生死存亡，任何人都有一个何去何从的抉择，武术团体和武术家们岂能超然
事外？当然不能。不但不能，实际武术界的反应很强烈，产生了许多许多值得研究值得深
思的现象和问题。当时，许多武林健儿勇赴国难，直至肝脑涂地，壮烈殉国，其人其事光
曜千秋！举例说，山东国术馆的窦来庚、青岛国术馆的杨明斋等，都先后壮烈殉国，他们
代表了当时中国武术界的主流，是中华武术精神的楷模。然而，也有一些所谓的“武术名
家”，竟甘当汪伪政权的走狗，沦落为腼颜事仇的民族败类。还有些人，虽不一定就是汉
奸，但确有过严重的附敌或媚敌行为，于大节有亏。我们看到，有些武林人士，平时多慷
慨激昂之语，一旦身处日寇暴政和利诱之下，便置民族大节于不顾，在举国上下同仇敌忾
之际，居然参加敌方一手策划的所谓“友善活动”，甚至跑到日本去向天皇、向日本军阀
“表演武术”，“向宫城遥拜，向明皇神宫遥拜。”令整个中华武术蒙受耻辱！对这种行
为不论做任何解释，本质上是失节，是大有损于武德的事情，这是一点含糊都没有的。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这段历史并未受到重视，就以武术研究院编写的那本《中国武术史》
为例，该书《民国时期武术》一章中，竟没有一个字写到抗战时期，既没有表彰任何一位
壮烈殉国的武术人士，也没有揭露和批判任何一个沦落为无耻汉奸所谓武术名流——如书
中一再提到的马良、褚民谊之流。一句话，在这本权威性的《武术史》里，似乎中国不曾
发生过抗日战争这回事，或者说这场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战争竟与中国武术毫无关系，与
武术家们毫无关系。这令人难以理解，它所反映的除了的确有个学术水平问题外，恐怕还
有认识上的问题，有武术领导部门无可推卸的责任问题。
除了对这段历史的漠视之外，更有甚者，有些武术著述连起码的是非界限都不讲，在宣扬
某些武术人物时，只讲艺不讲德，甚至公然以坏为好，以耻为荣，就连给大汉奸当保镖也
作为光荣经历夸示一番。这些现象在当代武术文字中屡有所见，流布甚广。不难想见，这
对一般武术爱好者，特别是青少年武术爱好者会产生多么坏的影响，对之，我们除了愤慨
之外，不能不为武术界这种不可思议的状况为之憾叹！

                                二

让我们举几个实例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中国武术人名辞典》页144有当代武术人物“李俊卿”的一条辞条，我对这位被誉为“名
镖师”的人一无所知，故不作评价，而辞条里的一句话引起我的惊诧。辞条在列述李俊卿
生平时说：“曾任江苏省省长李士群保镖。”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准确，这需要有关人
士自已出来加以说明。但，无论实际情况怎样，把曾经充当李士群的保镖也当成值得煊耀
的经历载入辞典，这本身是个有悖常理的现象，是无论如何都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
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李士群是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汪精卫汉奸集团“76号
特工总部”的总头子，一个十恶不赦的汉奸卖国贼。有“杀人狂”之号的李士群，双手沾
满了抗日军民和无辜百姓的鲜血，他以“清乡”有功，于1941年12月出任汪伪江苏省主席
兼保安司令，此后，更加变本加利的围剿抓捕抗战军民，尤其是针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
军和地方抗日力量，多少人惨死在这个魔鬼的屠刀之下！我想，以李士群的阴鸷歹毒，能
给他当保镖的，怕只能是他亲任可靠的“76号”分子，或是毫无良心可言的江湖打手之流
，如果李某人确有这样的经历，照理，数十年后应该深自愧疚，摭之掩之犹恐不及，怎么
还有人把这当作光荣经历张扬出来，我们只能把这看成是对武德的公然蔑视，是对中华武
术人文精神和价值标准的讽刺与嘲弄！
再举一例。
有一本叫《北京武林轶事》的书，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一版的印刷量是20000册
，足见流传很广，读者不难找到。该书第二页图版下方有一张注明“王侠林供稿”的照片
，照片有说明云：

“前左第一人吴斌楼，第四人宝善林（宝三），后右第二人王侠林，一九三九年于赴日轮
船合影。”

细心的读者会提出问题，1939年是抗战第三年，北京正在日寇铁蹄之下，人民饱受苦难，
而这几位北京有影响的武林人士跑去日本干什么？从照片看，他们似乎春风满面，看不出
亡国丧家之痛，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翻阅此书， 第325页《巾帼豪杰王侠林》一篇，及
有关宝善林事迹的两篇中，都没有与这张照片有关的内容，而248页《花鞭吴斌楼传奇》中
有如下一段文字，对这张照片的原委是一个注解：

“吴斌楼的武功得到了当时负责武术的官员马良的赏识，他指定吴斌楼参加1939年赴日武
术代表团，并点名要吴斌楼迎击日本武术名将嘉廷真雄的挑战。吴斌楼不负众望，三招两
式大败了嘉廷，振奋了国威，在武术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与此大略相同的说法，亦见《中国武术百科全书》页570“吴斌楼”条。
这真是一段奇文！所谓“当时负责武术的官员马良”，即民族败类马良。马良一惯提倡武
术是实，但作者所说的“当时”，即1939年，此时的马良却是臭名昭著、货真价实的大汉
奸。马良投敌甚早，先出任济南维持会长，1938年3月6日升任日伪山东省长，成了日伪政
权在北方最依重的人之一。他经常混迹北京，出入大汉奸王克敏之门，与日寇首脑频繁接
触，极尽献媚之能事，1940年3月出任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入狱
，瘐死在北京狱中。马良的无耻有一个“特色”，就是他最喜欢以“武术家”身份向日寇
投怀送抱，在这一点上，他与褚民谊一南一北，可谓无独有偶。坦诚讲，我对吴斌楼、王
侠林等人并无了解，亦无任何成见，我并不涉及对他们武术成就和个人品节的评价。就事
论事，就以1939年赴日一事而言，毫无疑问这是一次由马良等一手操纵的媚敌活动，时间
上比褚民谊、许禹生等人赴日“表演武术”还早一年。对这次活动的参加者而言，不论出
于何种原因，都是不足称道的失节行为，是缺乏民族气节的表现，根本谈不到什么“振奋
了国威”，更不是什么武术史上的“佳话”。几十年后，居然将参加这次活动的照片公布
天下，将这次活动做完全正面的描写，这不但表现了民族气节意识的淡漠和缺乏反省精神
，而且还有欺蒙社会与误导读者之嫌，反映了武术人物的评价标准的失范与错乱。
还有一个与此相类的例子。
2000年3月，我接到马志斌先生一信，他向我推荐了又一篇“奇文”。  
    这是登在《人民政协报》1997年11月26日的一篇题为《回忆在日本的武术“表演”》
的文章，内容讲1943年，由平、津十四个国术馆选拔组成了“中国武术队”，作者牛德海
作为其中一员，“参加了赴日本的武术表演。”文章说：“这次表演扬了国威，长了中国
人的志气。”
文章甚长，多是浮夸虚饰之词，无须多引，只指出几点就够了。
首先，据作者说，这次活动的组织者还是马良，其性质与1939、1940那两次“赴日表演”
一样，只是到了日寇败局基本笃定的1943年，还有人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真是咄咄怪事
！马良亲自“召集北平八个国术馆，天津六个国术馆共1600多人到北平中山公园开会”，
然后“选拔”了三天，选拔出125人，第四天选定29人，由马良带队赴日“表演”。对“1
600多人”之说我表示怀疑，如果京津武术界确有这么多人参加“选拔”，可够得上“踊跃
”了，这令人不解，也令人痛心！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还需要深入考求。
其次，作者称汪伪政权下的这个武术表演队为“中国武术队”，这是极大的谬误，它所流
露的意识与抗战大业的性质完全相悖，说明作者连最基本的敌我界线都分不清楚，无怪乎
几十年后犹对参加这次媚敌活动念念不已：“至今思之，犹引以为自豪。”
再次，作者说，看了他与师弟王保英、龚玉福等表演的对子，“不少日本士兵点头佩服，
天皇也啧啧称赞”。在举国抗战的艰苦岁月里，作者跑去日本，以天皇的“啧啧”为感为
荣，这实在让人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可嗔怪的是，作者写到宝三、王保英等表演了摔跤、
哑铃之后，情不自禁，有了一段颇具“幽默感”的描写：

“马良对天皇说：‘您们的再试试。’天皇不得不伸出大拇指称赞说：‘我们的不行，还
是让你们中国。’表演结束，马良和天皇握手后，率队退场。在日本观众的注目中，大家
一个个挺起了胸膛，吐出了在日寇铁蹄蹂躏下郁积多年的闷气。”

我想，谁都看得出来这其实是一段“小说”，是作者对影视“日语”的拙劣模仿，马良和
天皇二人像是在说相声，谁听了都会啼笑皆非，莫明其妙。在作者笔下，大汉奸马良倒像
是一位“抗日英雄”，“中国武术队”的队员们“一个个挺起了胸膛……”就像在马良率
领下刚刚端掉一个鬼子炮楼似的。作者倒底以一种什么样的心境、什么样的感情回忆这段
经历，并写下这样以耻为荣的文章，这是我们无从想像的。我只是从字里行间感觉到，作
者丝毫没有任何不好意思的东西，似乎一切都很正常，而且还充满了“爱国”激情。
我对《人民政协报》刊登这样的文章表示不解。恕我直言，抗战胜利半个多世纪以来，还
没有见过如此公开美化媚敌活动的文章，这样的文章竟被刊登出来，应是《人民政协报》
一个失误。
例子就举到这里，不是没有了，而是没有必要继续举下去。

                           三

我在前面已提到，抗战时期的武术史实际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当时各武术团体和武
术人物积极参加抗战斗争的史事，这当然是主流，是我们研究工作的重心所在，只是目前
进展不大，需要我们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上下大功夫。第二是沦陷区的武术活动及其代表
人物，这部分比较复杂，我已找到不少令人难以置信的材料，深感良莠混杂，头绪纷乱，
需要审慎对待。我们不能说沦陷区的一般武术活动都属于附敌媚敌行为，更不能把所有生
活的沦陷区的武术家都摆进怀疑的圈子，这既不符合史实，也不是科学的史学观。但，汪
伪汉奸政权所组织的“赴日武术表演”之类，明显具有“中日亲善”性质的武术活动及其
主要参与者，以及曾经投靠汪伪政权的武术名家，都应该有所清理，有所判别，不能继续
同抗日军民的武术活动混为一谈。有些人，不能在隐瞒真相的前提下继续享受“大师”、
“武术教育家”一类称誉。不讲大节，滥加封赠，这完全不符合中国武术的文化传统，不
符合武术所代表的人文精神，也与武术界一贯倡言的“武德”相去太远。
褚民谊、马良之流策动和操纵下的媚日武术活动，本质上是卖国行为，这是毫无疑义的。
当时，这类活动南北皆有，参与者不一而足，应该说大多数失足落水者咎由自取，责任自
负，我们切不可拘于拳派门户关系而曲意回护。想想看，如果是非不分到如此程度，我们
又何以面对千千万万的抗战英烈，何以面对惨死在日伪屠刀下的千百万骨肉同胞呢？岁寒
而后知松柏之后凋。北京沦陷后，正在病中的大诗人陈散原先生痛感国事维艰，山河破碎
，便拒绝服药，以死殉节。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悄然移居上海，蓄须明志，不再唱戏
，直到抗战胜利才重新登上舞台。年事已高的画家齐白石先生，闭门谢客，拒绝接待日伪
人士，而且宁愿备受寒冷，拒不接收伪北平艺专配给的煤炭。这些都是大家十分熟悉的故
事。至于北大、清华的教授和学生们愤而离开北京，徒步辗转数千里，历尽苦难，最终到
昆明创办西南联大的事迹，更是千古壮举，义声震天，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
。就以北京而论，我相信武林中必定不乏抗节不屈的爱国志士，只是我们的研究跟不上，
宣传出了偏差，所以才有界线不清，以耻为荣的事情屡屡发生。中国人是宽容的，但宽容
绝不等于健记历史，不等于丢掉原则。某些曾经享受高规格宣传的人物，的确有过严重失
节问题，这已经在社会上造成相当的负面影响，对之，今后不能不深刻反思，引为教训。

重艺轻德是武学大忌，自古已然，于今亦然。武术家要以人品大节为根本，知人论世，必
以大义为先，要把品节德业摆在第一位，而绝不可以仅凭一拳一腿、一刀一枪之长技来评
品人物，何况此类长技多有张大其辞、渲染失实的成份。一句话，抗战历史绝不可以忘记
，民族大节不容含糊。

空客

部分中国人的脊椎有问题,没有民族精神,更没有立身中正!

心慕手追

可悲可叹可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1-27 10:43:07编辑过]

紫绮静稳

  重艺轻德是武学大忌，自古已然，于今亦然。武术家要以人品大节为根本，知人论世，必
以大义为先，要把品节德业摆在第一位，而绝不可以仅凭一拳一腿、一刀一枪之长技来评
品人物，何况此类长技多有张大其辞、渲染失实的成份。一句话，抗战历史绝不可以忘记,民族大节不容含糊。

紫绮静稳

以下是引用空中客车一在2008-11-27 9:34:59的发言：
部分中国人的脊椎有问题,没有民族精神,更没有立身中正!

这不能怪老百姓,有句熟语说的好,要想跑得快先要车头带~

wzjsw

警示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