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瓯大禹信仰考

兵车行

东瓯大禹信仰考


2008年海峡两岸大禹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

东瓯大禹信仰考
——兼与“越非禹后论”者商榷

周 琦

【提 要】 大禹事迹与传说遍布大江南北，而作为东瓯都城的台州，对此颇乏研究。故试从越王后裔、鸟田信仰、高禖信仰、大禹遗迹等东瓯人文视角加以探究，以求指正。
【关键词】 东瓯 台州 大禹 信仰 鸟田 高禖 禹迹
【作 者】 周 琦：副研究员，浙江台州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318000）

【正 文】 浙江绍兴是大禹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自春秋以来，随着越王勾践成为“春秋五霸”后，大禹文化亦随之辐射而涵盖全国。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之一，数千年来，早已深入人心。
东瓯作为外越之地，其后裔即源于越王，而越王又相传源于大禹子孙无馀。今台州、温州、丽水三地，即东瓯国旧境。故本文试从东瓯都城所在地台州的视角，来考证东瓯的大禹信仰。

一、东瓯国为越王后裔考
周威烈王三十六年（前333），越王无彊兴兵伐楚，楚威王“大败越，杀越王无彊”，“越从此散”，“滨于江南海上”；“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
“滨于江南海上”，唐张守节注《史记正义?越王勾践世家》时指出，即“今台州临海县是也（按：张守节注“临海县”，当是指黄岩未设县之前的临海县。因黄岩、温岭二县，均原为临海县地）”。张守节又在注《史记正义?平准书》“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中就指出：东瓯即“今台州永宁是也”。“台州永宁”，即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分临海县南部而设置的永宁县，天授元年（690）改名黄岩（时含今温岭市）。
“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查《大禹三宗谱》（绍兴市越文化研究所2000年编印）中为大禹守陵四千年的绍兴禹陵村《姒姓宗谱》，其第55世为摇，即东瓯王摇；与《史记》所载相符。东瓯王摇既为越王的后裔，台州亦成为东瓯建都之地。最早记载台州“王城”的，是中国“书圣”东晋王羲之（321——379）的《游四郡记》：“临海（郡）南界有方城山，绝巘壁立，越王失国，尝保此山（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山水门二?王城山》引）。”永和十一年（355），王羲之称病弃官，“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晋书?列传五十?王羲之（传）》）”；《游四郡记》当作此时。四郡即会稽（绍兴）、临海（台州）、永嘉（温州）、东阳（金华）四郡。
“方城山”，即今温岭市大溪镇方山，因“壁立如城”，故名。《大清一统志?浙江省?台州府?王城山》：“在太平（即今温岭市）县西北三十五里，本名方城山，絶巘壁立如城。相传越王失国，尝保此。唐天宝六载（747），改今名。”而在此建立的东瓯都城，即今温岭市大溪镇的“古越城”。因年代久远，南宋时就俗讹为“徐偃王城”。南宋陈耆卿的《嘉定赤城志?卷39?纪遗门》：“故老云‘即徐偃王城也。’”《大清一统志?卷298?台州府》：“古越城，在（太平，即温岭）县南三十五里。外城周十里，内城周五里。有洗马池、九曲池、故宫基址。楚灭越，越王支庶筑城保此。俗讹为‘徐偃王城’。”
“古越城”遗址位于今黄岩、乐清、温岭三县（市、区）接壤的大溪镇大唐岭南麓的里宅、大岙村。坐北朝南，背靠大山，地势险要，环境幽美。东首龙山，西侧虎山，南邻王城山（即方山，又名救驾山），北枕太湖山，南面平原临海（乐清湾）。
越王城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城墙以内，东西长约390米，南北宽约260米，总面积约十万平方米。其中西城墙残长约60米，宽约7米，高约1.4米；北城墙残长约94米，宽10--15米，地面残高约1.1米。《嘉定赤城志》所载“故宫基址”，面积约八千平方米；地面高程2—3米不等；其西南断面裸露灰色泥质绳纹筒形管，随断面走向，每米一管，排列有序。在越王城土夯城墙墙体内发现战国印纹陶片，在遗址下层堆积中发现战国印纹陶片和战国“素面瓦当”。
考古发掘证明越王城始建时代为战国中后期，这一结论也为其它专家所证实。2002年12月3日，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陈高华研究员等考古专家，曾对越王城遗址和出土文物进行考察、鉴定、研讨后，也确认为战国晚期城址。2003年1月22日至24日，在离越王城不远的塘山村，又相继出土了12件陶罐、陶碗等文物，经鉴定为战国时期文物。
2006年9月至1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温岭市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联合对位于温岭大溪镇东瓯于越王遗址附近（塘山村）的一座已遭破坏的大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该墓葬座落于温岭与黄岩交界处的塘岭南麓，塘山村北面的南向山间岙地上。墓葬坐东朝西，形制系一座带墓道的长方形深土坑木椁墓，墓葬封土墩呈东西向的长方形覆斗状（东头一部分因村民取土已遭破坏），墓坑开口在砾石层中，规模较大。墓坑西头正中设有墓道，墓坑与墓道整体平面呈甲字形，墓道与墓室底部以斜坡式相连接。墓葬未填筑木炭和膏泥进行防潮、密封，而仅回填了一般的纯净粘土和夹有大量砾石的原土。
墓内原有木椁，椁外四周填筑有大量砾石，棺椁早已腐朽，人骨也已朽不存，墓底两侧留有两条垫置棺椁的纵向枕木沟，根据枕木沟的分布状态并结合填土平、剖面情况来看，木椁应分前后两室，椁高约1.5米。墓葬在古代已遭盗掘，现残存随葬器物34件，其中残玉觿1件，玉璧1件，其余全为原始瓷、印纹硬陶、印纹软陶、硬陶、泥质陶等陶瓷器。
2007年1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浙江文物》上发表了《温岭大溪发现汉代东瓯国贵族大墓》发掘报告（作者：陈元甫、黄昊德、郎剑锋、张淑凝、叶艳丽，载2007年第一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元甫研究员代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最后鉴定结论：“这是一座西汉东瓯国的上层贵族大墓。按照‘陵随城走’的古制，‘古越城’应是东瓯国的国都王城，东瓯国立国之处应就在温岭大溪。”
现在学界在“越非禹后”论上“炒”得“偏科”。笔者以为：越王勾践是否为大禹后代，因年代久远而存考，谁也无法真正搞得的“一清二楚”。大禹是“治水英雄”与夏朝的开创者，越人奉禹为“正朔”作为“精神领袖”，这既是越裔部族的文化象征，又是一种文化认同，因此更是一种共同信仰；就像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一样！当然，这并不是说于越、东瓯、闽越诸国的所有百姓，都是大禹或勾践的后代；但越国、东瓯国与闽越国的王族是勾践之后裔，应无疑义！司马迁是当时东瓯、闽越二国历史兴衰的见证人！试问某些学者，谁能堪此“大任”？！
有些“学者”以持“越非禹后论”为荣，自诩发现了推翻《史记》结论的“新大陆”。试问：中国人历来自称“炎黄子孙”， 是否也应设个“华夏非炎黄子孙考”之类的 “重点课题”？以“考证”一下，究竟有几个真正是属于五千年前的炎帝或黄帝的“DNA”？

二、东瓯 “鸟田”信仰考
鸟被奉为“谷神”，与“鸟田”传说有关。《越绝卷第八?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小大有差，进退有行。”《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说：“禹崩之后，众瑞并去。天美禹德，而劳其功，使百鸟还为民田，大小有差，进退有行，一盛一衰，往来有常。”大越是指以今浙江绍兴为中心的吴越，外越即越国以外的东南越。“鸟田” 传说不仅分布于吴越一带，且遍及中国南方而涉及东南亚。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叶榆水》（卷37）注引《交州外域记》称：“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史记索隐》所引《广州记》同此）。”交州在越南河内地区，即红河流人南海北部湾的三角洲冲积扇平原，土地肥沃，盛产水稻；附近至今仍有许多湖泊和水洼地，越南文新等学者认为这些水洼地就是古代“雒田”的遗迹（《雄王时代》，越?文新等着，梁红奋译，梁志明校 ，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何谓“鸟田”，“雒（雒即为“鸟”义）田”？历来学界见解不一。东汉王充《论衡?书虚》认为“鸟田象耕”系历史传说，“象自蹈土，鸟自食苹。土蹶草尽，若耕田状”，是自然行为；是人发现“鸟耘象耕”后“鸟田”，“壤靡泥易”，宜于播种，“人随种之，世俗则谓为‘舜（田）、禹田’。”
陈桥驿先生在《<论衡>与吴越史地》中认为：“所谓会稽鸟田，实际上是一种被王充称为‘雁鸿’的候鸟的越冬过程（《浙江学刊》1986年第一期）。”
徐南洲先生在《井田制起源于“鸟田”说》中，解释“鸟田”与“象田、麋田、雒田”一样，是历史事实，而非神话。田首以动物冠名，系部族的图腾（《上海学术月刊》，1987年第4期）。
虞文明先生在《大禹“教民鸟田”的历史功绩》中提出“鸟田”即“岛田”，因为古代“岛”写成“鸟”。所谓“鸟夷”即“岛夷”（《大禹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从稻作文明史看，人类种植的“栽培稻”是由“野生稻”演变而来。水稻栽培的历史可远溯至万年前。近年的文物考古实证了这一点。据《绍兴晚报?小黄山遗址有望跻身今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列》（2005年8月9日）和《金华新闻网?浦江上山遗址第三期发掘又有重大发现》（2005年12月27日）报道，浙江浦江上山文化遗址与嵊州市甘霖镇上杜山村的小黄山文化遗址，分别发现了万年左右的稻谷。此外，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也发现万年前的的稻米遗迹。这实证至少在万年前，百越先民已开始水稻栽培。
张文绪先生在《中国古栽培稻的研究》（《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中指出：约在公元前一万年前，“普通野生稻广泛生长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成为古越先民主食之一。“到新石器时代早期……驯化成功，基本形成稻属栽培种，即原始栽培稻。原始栽培稻兼备籼稻、粳稻和野生稻的特征，是一种由野生稻向现代栽培稻演化中的古栽培稻类型。”
野生稻亦史不乏书。《三国志．孙权传》记“黄龙三年（231），由拳(今嘉兴南)野稻自生，改为禾兴县”。其年会稽南始平（今天台县）“嘉禾生”，孙权视为祥瑞之兆，遂改元嘉禾（232--238）。

《宋书，符瑞志》记“元嘉三年（426），吴郡嘉兴盐官县野稻自生三十许种”。野生稻还能济荒，《南史．梁本纪》载“中大通三年（531），吴兴生野稻，饥者赖焉。”今“杂交稻之父”袁隆平，就是通过栽培稻与野生稻的杂交，培育成新一代杂交稻而举世闻名。百越民族是如何发现“野生稻”的？那应归功于鸟类。人类通过鸟类的媒介作用，才发现“野生稻”的习性，进而发展为水稻栽培。因而“鸟图腾”作为百越民族的主图腾之一，并非偶然。今东南沿海多崇鸟习俗，即为实证。这既是鸟类神化为图腾的主要因素，又是百越民族“饮水思源” 的观念体现。据此，笔者认为“鸟田”大致有两种阐释：
一是从稻作文明看，“鸟田”应是稻作文明原始耕作方式的孑遗。
关于“鸟田”，《越绝书》与《吴越春秋》即“舜（田）、禹田”的诠释颇为神秘。《水经注》所引注雒田（即鸟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的特征来看，应是地近东南沿海的江河海湾三角洲冲积平原的“涂田”。“随潮上下”的“涂田”有两种：即淡水涂田与咸水涂田。淡水涂田（即水田，也即沤田）分布近海湾的江河地带（尤其是长江中下游），这是野生稻多生带。东南沿海古越先民利用 “随潮上下” 而灌溉的自然水利条件，率先 “垦食其田”，进行水稻栽培。咸水涂田即“沧海变桑田”的沿海滩涂。沿海滩涂也应是东南沿海古越先民的食物来源之一。地处浙江三门湾畔的三门县小雄镇高湖村的160多户村民，靠“讨小海（海潮退后，有不少小鱼与贝类搁浅滩涂，人们去滩涂捕拾，故称之）”度日者，并非少数。随着滩涂的淤扩，人们围筑海塘堤闸，去卤蓄淡，待盐碱地卤性淡化后，种植柑橘、棉花之类的农作物。再造田种植水稻。东南沿海的冲积平原粮田，大多由此而来。
《大清一统志?温州府》载：温州城内仁济庙奉神周凯，系吴晋间人，“时横阳、永宁、安固三邑，地皆斥卤”，周凯“开导三江，悉注于海……民为立庙”以祭祀。故大禹教民为鸟田，实为教民改造“沤田”，兴修水利，扩大水稻种植。因而“鸟田”、“雒田”应是稻作文明原始耕作方式的孑遗。鸟田传说、野稻记载、万年稻米，足以实证江南是中国稻作文明之主源。

二是是从宗教学看，“鸟田”应是缅怀大禹治水功绩的神话故事。
在嵊州小黄山遗址发现万年稻谷的同时，还出土了距今九千年的镂顶石首。河姆渡也发现了多件陶塑镂顶石首。这些镂顶石首的发现，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
据毛昭晰先生考证，认为河姆渡陶塑镂顶石首上的横向排列的小孔，是用来插羽毛的（《从羽人纹饰看羽人源流》，载《河姆渡文化研究》，杭大出版社）。即“羽人”的习俗。《淮南子?原道训》说舜“能理三苗，朝羽民”；高诱注“羽民，南方羽国之民”。《山海经?大荒南经》亦说“羽民”在东南方，称为“南海羽民”。王文清先生认为羽民或羽国，即良渚文化先民（《“羽民”与良渚文化》，载《江苏史学》1989年第一期）。
古代鸟类统称“羽虫”，《山海经?大荒南经》又称“羽人国”在东南沿海，顾颉刚、闻一多等考证大禹是虫的图腾。大禹父亲鲧又死在羽山。大禹教民为鸟田，王充称“世俗则谓为禹田”。说明东汉时浙东民间“鸟田”又称为“禹田”。那“禹田”是否即“羽田”呢？
禹与羽音虽相同，但不敢臆断。“羽”的词组高频出现，是三国两晋中国道教兴起以后，而
逐步增多的。如道士称羽人、羽士、羽流，道士服为羽服，飞升成仙为羽化等。可见，道教的神仙信仰是融合了越地“羽人国”的鸟图腾崇拜发展而成。因而鸟田、禹田之俗称，实质是百越民族缅怀大禹治水功绩的神话故事。
随着中国道教在三国两晋南朝崛起后，东瓯鸟神信仰有了新的演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对鸟神信仰的细化。最早记载古东瓯风物的专着，为三国吴丹阳太守沈莹的《临海水土志》（一作《临海水土异物志》，张崇根辑注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此书所辑20种鸟类，有四种为“神鸟”：一为世乐鸟，“五色成纹，丹喙赤头，头上有冠，鸣曰：‘天下太平。’王者有道则现”；二为游鸟，“如鹅大，其色黑……俗言是东海神所养，不可食也”；三为独足乌，“东垂有一足乌，俗名曰‘独足’。疑为商羊。文身赤口，唯食虫豸，不害稻粱”；四为独舂鸟，“鸣声似舂声，鸣声多者五谷薄，鸣声少者五谷熟”。《临海水土志》成书于三国末，因首次记载台湾民俗而名著于世。此书距东瓯除国不远，因原书已佚，所辑四种“神鸟”资料，反映了东瓯越地的鸟神信仰，弥足珍贵。
二是与道教神仙信仰相融。古越的民间鸟神信仰，实质上具有自然崇拜的原始图腾性质，属于自发阶段。随着中国佛教的传入，中国道教亦深受影响而进行“神道设教”。因而民间的鸟神信仰，也随之进入自觉阶段。在后东瓯时代众多的鸟神信仰中，其主流除“凤”外，即是“鹤神”信仰。今台州、温州、丽水等尚有不少“鹤神” 信仰孓遗，以台州居多。“鹤神” 信仰源于周灵王太子晋（又作王子晋，王子乔）“吹箫控鹤”的道教仙话，事载汉?刘向《列仙传?王子乔》（《道藏》本）。
从浙江道教发展史看：赤乌二年（239），孙权就为葛玄建崇道观（即今道教南宗祖庭桐柏宫）于天台山。而温州、丽水的道教传入要晚于天台山。后道书记载王子晋为天台山山神，掌吴越水旱（《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道藏》本）。南朝陈太建七年（575），中国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入天台山，收王子晋为天台宗的护法伽蓝神。今天台山国清寺伽蓝殿之神像，即王子晋。唐贞元二十年（804）日本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最澄入天台山求法，回国后在日本京都比睿山所创的“天台神道”， 王子晋即为奉神之一。随着王子晋“吹箫控鹤”的仙话传播，鹤神信仰亦广为流传。东晋孙绰《天台山赋》中“王乔控鹤以冲天，应真飞锡以蹑虚”，即为此意。
ddao.net
鹤神信仰的另一源头，即“白鹤大帝”东汉方士赵炳。据《后汉书?方术列传?徐登传（附赵炳传）》载：赵炳，字公阿，东阳（今金华）人，善越方（禁咒）。曾入会稽章安（今台州市椒江区章安街道）传道，章安令华表“恶其惑众而杀之”。其遗体自章安溯流至临海桃渚白鹤山，临海民众于白鹤山为建“灵康庙”祭祀之，因颇有“灵验”，故俗称“白鹤大帝”。隋唐以降，叠封侯王。北宋崇宁三年（1104）封“仁济侯”；大观二年（1108）进“显仁公”；政和三年（1113）进“灵顺王”；宣和四年（1122）加“显佐”；南宋建炎四年（1130）加“广惠”；庆元二年（1196）加“善应”；开禧三年（1207）改“善应”为“威烈”。 宋代诗人杨万里《寄题天台（按：指台州）临海县白鹤庙西泉和韩子云惠诗》云：
“东泉千年流不休，西泉千年秘不流。临海令君一念作，猿鸟未知泉已觉。殿脚西头苍石根，向来元无泉眼痕。一朝擘崖迸膏乳，却与东泉作宾主。令君已升金掌中，白鹤古祠烟雨蒙。父老思君难弃得，登亭饮泉三叹息，祝君公台寿千百！”
道教南宗五祖白玉蟾《闻鹤赋》“霜翎雪羽胭脂顶，玄裳翠距白玉颈。何年乘风下太清，芝田烟暝瑶池冷”；以鹤隐喻君子。王子晋的“吹箫控鹤”道教仙话与“白鹤大帝”东汉方士赵炳神话两者合一，汇成经久不衰“鹤神信仰”。今临海、天台、椒江、黄岩、路桥等地的白鹤庙会，仍是台州影响最大的庙会之一。天台白鹤镇、鸣鹤观，临海巾子山、白鹤山、鸣鹤山，黄岩委羽山、子晋岩；温州乐清县的吹箫台、永康乡白沙的“白鹤灵康庙”；泰顺白鹤渡；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的鹤溪镇、东坑白鹤桥；宁波宁海汶溪东吕白鹤庙，岔路宁康庙等；或山名、或庙名、或镇名、或村名、或渡名、或桥名，这既有东瓯“鸟田”信仰和古越鸟图腾崇拜的印痕，又有古越鸟图腾崇拜与道教神仙信仰相融的轨迹。

三、东瓯“高禖”信仰考
上世纪90年代初，在今台州市路桥区小人尖西周祭祀遗址，出土了70余件祭祀礼器。其中有一件形似“手榴弹”的青铜器，省文物考古所专家对此未作考释。笔者以为：台州市路桥区小人尖西周祭祀遗址，应是东瓯国的太一坛；而形似“手榴弹”的青铜器，则应是“高禖神根”。
太一坛先秦早已有之，为祭天之所：“古者天子，以春秋（二）祭太一东南郊（《史记?封禅书》）”。《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载：越王勾践为了“尊天祀鬼”，使“立东郊以祭阳，名曰‘东皇公’；立西郊以祭阴，名曰‘西王母’。祭陵山于会稽，祀水泽于江州”。可见，早在春秋时代，勾践所立太一坛，主祭祀神即东皇太一。
闽越国亦有太一坛，三国东吴沈莹《临海水土志?王坛子》条载:“王坛子，如枣大，其味干，出候官。越王祭太一坛边有此果，无知其名，因见生处，遂名‘王坛’。其形小于龙眼，有似木瓜。”台州路桥小人尖祭祀遗址恰在东瓯于越王城之东，文物均为礼器，历代文献记载东瓯、闽越，春秋同属越地，闽越王既有太一坛，同为勾践之后的东瓯王肯定也有东瓯太一坛。
祭祀太一坛的主要愿景是除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外，更为重要的是国运久长。《史记正义?天官书》注引“《星经》云：‘天一、太一二星，主王者即位，令诸立赤子而传国位者。星不欲微，微则废立，不当其次，宗庙不享食矣’”。太一坛祈求国运久长，而国运久长的关键，则是国有根本（储君），使后继有根。自古“君权神授”，帝王为神器，国根即神根；因此就帝王而言，即“高禖神根”。
高禖，即求子之祭祀。《礼记?月令》载：“（仲春）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高禖有五种说法：
一说“禖”即“媒”，指吞鸟卵而生契的商族女祖先简狄，后指主婚配的女神；二说“高”指高辛氏，高禖，是其时的媒神；三说分“高禖”、“郊禖”为两种祭祀；四说“高”，也作“郊”。“高”、“郊”音近。清?朱彬《礼记训纂》（中华书局本）注引王引之“高者，郊之借字，古声高与郊同，故借高为郊（台州方言亦“高”“郊”不分）”； 注引高诱“周礼媒氏以仲春之月合男女，因祭其神于郊，谓之郊禖。郊音与高相近，故或言高禖”。五说“禖”即“母”，“高”是尊称，“高母”是生育女神，高禖神主生育，后也指女性始祖。
上述五说中，除第四种说外，其它均见《礼记正义?卷15?月令》（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来神道设教，其说纷纭，属正常现象。但祭祀高禖，目的是为了求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古代帝王借祭祀高禖向上天祈求子嗣，并举行较为隆重的典礼；其中有众多后妃参与，赐予她们具有象征意义的弓箭，寓示求所生为男。祭祀高禖，一方面表示君权神授，因而有神赐福；另一方面希冀借此求得“神根”，使王权稳固，国运长久。因此历代帝王对祭祀高禖都非常重视。
《汉书?枚乘传附子皋传》:“（汉）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受诏所为，皆不从故事，重皇子也。”颜师古曰注“高禖，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禖祠，而令皋作祭祀之文也”。汉武帝年二十九始得太子（戾太子），乃“为立禖”，“高禖之祭，设坛于南郊”。魏晋南北朝，各国皆有高禖之祭，但直至唐、宋时，才依照礼经制定了礼仪。宋代高禖坛，以青帝为高禖，于春分之日行礼。金代高禖祀青帝，在皇城之东永安门北建木制方台，正位祭的是昊天上帝，台下才设高禖神位。清代无“高禖”之祀，而有“佛立佛多鄂谟锡玛玛”之祭，又称“换索”，据说主要目的是保婴（《清史稿?礼四》）。
其实，作为古越的“精神领袖”大禹，亦兼有高禖神的“职能”。《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载，大禹父亲“鲧娶有莘氏之女……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大禹）”。闻一多在《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解释为“《史记?夏本纪?索隐》引《世本》、《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都称禹为高密”，原来“高密即高禖，禖通作密，犹之乎禖宫通作閟宫”（《伏羲考》，上海古籍出版社）。既然大禹兼有高禖神的“职能”，那“奉认”大禹为远祖的东瓯王，在王城东部路桥小人尖太一坛祭祀高禖，祈求东瓯国运久长，亦在情理之中。据此，形似“手榴弹”的青铜器，当属“高禖神根”。

四、东瓯“大禹遗迹”考
“禹王坟葬越山中，自此行祠遍浙东；淡薄神情言不尽，勤劳气象画难工；乘累惯走山头路，刊木偏留庙侧枫；里党知君明德远，于今尚乐报丰功。”
这是清代嘉庆六年（1801）十二月，进士应文鸿所作的《题禹王庙》诗篇。应文鸿在诗中热情地讴歌了大禹的治水精神与后人的追思之情。东瓯山水，也不例外，多留有纪念大禹治水的传说与纪念大禹的遗迹。
在今台州九个县（市、区）中，古代多建有纪念大禹治水的“平水庙”。这应是最早的“平水神”信仰，后才演变为海神、江神、河神、潭神等众多的水神信仰。最早记载台州大禹遗迹的是南朝刘宋孙诜的《临海记》：“（临海）东刊山，山极高远，盖禹随山刊木，因以为名。”最早记载台州“平水庙”的是南宋陈耆卿的《嘉定赤城志?祠庙门》：“（临海）平水庙，俗又云：此禹王庙，庙在江滨。旧传：潮自南来，虽巨潦，至庙下必退，近庙田无水患；民德而祠之。”
然而最具传奇色彩的则是仙居的韦羌山，因为上有传为大禹所刻的“蝌蚪文”。《嘉定赤城志?山水门四》载：“韦羌山，在（仙居）县西七十里，绝险不可升。按《临海记》云：此众山之最高者，上有石壁，刊字如蝌蚪。晋义熙（405——418）中，周廷尉为郡，造飞梯以蜡摹之，而人莫识其义。俗传夏帝践历，故刻此石。其后（郡）守阮录携吏民往观，云雨晦冥，累日不见而旋。”
韦羌山在浙江仙居县淡竹乡境内，此处千峰叠嶂，万壑峥嵘，竹林幽幽，流水潺潺，四季风景如画。在一座千仞绝壁上，布满了呈现人工镌凿的日纹、月纹、虫纹、鱼纹等奇异图案符号，这就是相传为大禹所刻的蝌蚪文。从东晋义熙年间的周廷尉“造飞梯以蜡摹之”起算，也已1600余年。此后郡守阮录和北宋仙居县令陈襄亦“携众以观”，终因崖高路险．“云雨晦瞑”，未果而归。陈襄还心存感叹：“去年曾览《韦羌图》，云有仙人古篆书；千尺石岩无路到，不知蝌蚪字何如？”
　　1985年 月16日，台州文物普查验收组，用28——200毫米变焦相机，对崖面远距离进行拍摄放大，逐点分解，似见痕迹。1994年5月26日，由“安洲影艺社”组织的探险队，聘请了相传三代以采珍稀药材野生石斛为生、具有40多年攀崖经验的山民潘余龙，从崖顶悬索而下，在高崖面不到一米的近处拍摄到许多实物照片。根据潘余龙叙说和从拍到的照片看，蝌蚪崖崖面平整如削，长约40米，宽约50米，成极规则的长方形，面积近2000 平方米。绝壁的崖面石质坚硬，布满了一个个凸出的半球，半球高出崖壁平面约5厘米，直径7——12厘米不等。在每个半球边缘，均有一条约2厘米深的圆形小沟。半球之间相隔约15厘米，纵横排列有序、似有日、月、虫纹及海洋生物图案的痕迹。
探险结果披露报端后，国内外学者引起很大兴趣。但结论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这是少数民族古畲族留下的文字；有的把它与六七千年前的仙居下汤人联系起来，认为是先民的遗迹；当地老百姓一直相传为夏禹治水时所刻；有的则持否定态度，认为蝌蚪文根本不存在，是子虚乌有的事。有的则展开丰富的想像，说那是外星人留下的杰作。
据《人民日报》报道：目前我国已发现神秘的、有待破解的原始文字或符号共八种。即曾疑为古籍伪作的《苍颔书》、《夏禹书》，贵州的“红岩天书”、“夜郎天书”，四川出土的“巴蜀符号”，云南发现的“东巴文字”，绍兴禹庙的《峋楼碑》和仙居的“蝌蚪文”。
上述八种文字中，从发现的时代看，以仙居“蝌蚪文”最早，在南朝孙诜著《临海记》中就称韦羌山“上有石壁，刊字如蝌蚪”。《宋书?州郡志》亦称“天姥山（韦羌山别名）与括苍山相连，石壁上有刊字科斗形，高不可识”。
以释读难度论，亦惟蝌蚪文为最。其它七种文字或存于书，或现于出土器物，或写于木石，或刻于石碑，或镌于石壁，均属有目共睹之字。而惟独蝌蚪文扑朔迷离，至今还未见其摹本。即使是山民潘余龙所摄之图片，一是局部而非全部；二是因距离太近而图片不清。
2004年2月，中央电视台记者在仙居县淡竹乡采访时，偶然得知在淡竹乡政府对面的山上有一块刻有神秘文字的石头，立即前往探秘。在现场，他们看到有一块约三四十平方米的巨石，上方的荒草丛中有几条裸露在外的石刻线条，拨开泥土，可以看到许多动物形状的字符，排列整齐，纹路清晰可见，刻痕深度约有一厘米。这否就是人们寻觅千年的蝌蚪文，至今仍是个谜？
2004年初，浙东南新石器时期规模最大的仙居下汤文化遗址邻近，发现了距今2200多年前东瓯古越文字。东瓯古越文字位于仙居县广度乡中央坑村五份头自然村和里厂自然村，刻于村边古道旁的石壁上，目前发现的有三处：1号石刻在五份头村西“菜园门口”左侧的石壁上，有石刻文字4个，其保存相当完好；2 号石刻在五份头村西“后门山”左侧的石壁上，有石刻文字6个，因风化严重，字迹模糊，但仍依稀可辩；3 号石刻在里厂自然村东古道右侧的石壁上，有石刻文字2个，字迹因风化而稍显模糊。2004年2月26日，经中国古文字研究专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曹锦炎鉴定为春秋战国时期古越族文字，距今至少有2200多年的历史。
我国著名的古越文字研究专家曹锦炎先生认为：这是首次发现越族文字，是中国文字学上的一次重要发现。据史书记载，越族应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但越族文字一直没有被发现。这次发现的文字，从排列方式和笔画结构上看，都带有早期文字的特征，与商代早期的文字很相像，但又明显不属于中原文字系统。同时，它与出土的越国王室青铜礼器、兵器上的文字明显不同，礼器、兵器上用的都是中原文字系统。因而仙居古越文字的发现，是中国古文字史上的一次重要突破，对于研究古越族的历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2005年3月16日，古越文字所在地“中央坑摩崖石刻”被列入省级文保单位。
2004年6月，东瓯岩画发现于仙居县朱溪镇东北角海拔400米的小方岩，目前发现较大的有两处。一处在俗称“狮子耳朵”处；一处在岩前村东南、俗称“小方岩下”，总面积约100平方米，刻有似鸟、似鱼、似人、似马像二十余种，风格古朴，线条粗细不等， 2004年7月19日，中国美院教授、中国著名美术史学家王伯敏教授等应邀专程至仙居考察鉴定。他认为：仙居古东瓯岩画均为凿刻而成，其风格类型，区别于在广西、云南等西南一带用红色铁矿砂和动物血混合后绘制的岩画。
经王伯敏教授等专家鉴定，此岩画为西汉初期作品，距今2000多年。这是浙江岩画考古的首次发现，结束了浙江无岩画的历史。对研究中国东南沿海古越社会历史和文化艺术，提供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实物依据。2005年3月16日，朱溪小方岩东瓯岩画列入省级文保单位。
仙居县是东瓯古越文明遗存比较丰富之地。除下汤文化遗址、蝌蚪文、古越文字与东瓯岩画外，与缙云交界之处，尚有越王山、越阵、麻田、王寮、白马山、白马经坑、马鞭头、前庄等与东瓯古越文明相关的地名和地名传说（朱汝略《浙东军事芜史》，中国文史出版社）。
大禹治水的精神与传说是东瓯古越文明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大禹作为中华民族的治水英雄，其“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忘我精神与高贵品格，更是中华民族“公而忘私”的典范。从北方的“西戎”，到南方的“百越”；无不奉大禹为“精神领袖”。数千年来，大禹圣庙遍布大江南北，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主要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