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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题为“武威长存”的照片,曾刊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本热销的武术杂志上。照片中那位正气凛然、神态威武的老人,就是我的父亲——李子鸣。
光阴荏苒,一晃15年过去了。去年,一位北大荒的朋友来访,神秘地拿出一个相框,相框中镶的就是这张照片。所不同的,这是一幅复制的水粉画,看上去与原照片一模一样。朋友说,这是在潘家园淘到的。本想买风景画,顺便问店主有无人物画,店主便推出这幅“杰作”,开价130元。我的朋友扔下100元,对店主说:“以后别卖了,这是我朋友的父亲。”
说起来,我并没为此事恼火,一方面惊叹于作者非同寻常的画技,一方面感动于父亲威武浩然的形象穿越十几年的时光,仍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记忆。他那仙风道骨的神态,那含而不露的微笑和特有的深邃目光,不能不承认是他那老一代武术家的代表形象。
怜子如何不丈夫
岁月流逝,白驹过隙。一晃15年过去了。在家人团圆的日子里,我期盼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在武林同好欢聚寒暄时,我遗憾他没能赶上武术发展的盛世;在触摸他曾用过的物件那一刻,我渴望能感受他那双大手的温暖;在遇到困难挫折时,我也多少次站在他的遗像前,心中蓦然增添了几分勇气与平静。
在人们心目中,父亲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热情爽朗、乐观豁达、为人耿直、德艺双馨的武术大家,却很少知道他还是一位细心有加、慈祥耐心的父亲。尽管父亲习武,但教育孩子特别有方法,总以说服教育为主,反对打骂。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父亲在北京酱油厂任厂长。那时,我还是一个小不点。一天,不知何故父亲把我带到了工厂。中午时分,他把我抱到腿上,打开那掉了漆的木制大办公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鸭蛋。我那时虽小,心中似乎也明白父亲平日是舍不得吃的。他剥开皮一点点喂我,鸭蛋黄流着诱人的红油。天啊!那是我有生以来吃得最香的一个鸭蛋,带着父亲浓浓的爱,随着香香的红油一直滋润到我幼小的心田。那天,他带我到了好几个车间,无论走到哪里,工人们都与他热情地打招呼,亲切地交谈,甚至开个玩笑,一点也没有当厂长的架子。这使我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天晚上,父亲下班后心情很沉重。他神情严肃地对母亲说:“厂领导会上说,一位工人孩子多,生活特别困难,天冷了还没棉衣,你把咱们孩子的棉衣找出点,明天我带走。”我清楚地记得,第二天一大早,父亲拎着一大包袱我们的衣物,走出了家门。去父亲工厂那天,他并没有因带着我这个小不点而早点下班。夜色中,父亲领着我等那很久不来一辆的公交车。那个年代的北京东郊还很荒凉,一阵冷风吹来,父亲蹲下身子用他那件黑色礼服呢大衣把我搂在怀里,为我挡风。50多年过去了,那一天的事我仍记忆犹新。
后来,我长大才知道,父亲1943年就在北京创办了“中国可大酱油有限公司”,同年他结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从那时起,他开始了掩护中共地下党的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不顾个人安危舍去家资营救革命同志出狱,为祖国和民族的解放作出了贡献。而他自己从来都是低调的,很少提起。
由于性情爱好与父亲相像,父亲似乎对我的期望更高,要求也更严格。他从不让我看闲书,每逢我阅读,他总要看看书名。上小学时的一天,我捧着一本精装本在读。他马上走过来,当看到书名上烫金的四个字《鲁迅全集》时,才很欣慰地说:“这还差不多!”
父亲是一位非常超前和浪漫的人,这似乎与他的年龄不符。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天下午,我磨着他说:“爸,什么时候咱们全家一起去玩儿呀?”父亲摸着我的头说:“你好好学习吧,等你学好了,考上大学,咱们全家坐飞船一起上月球去玩儿!”父亲就是用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激励我。在父亲的教育下,我一直还算是个努力向上的孩子。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尽管父亲是位刚强侠义的人,可内心却是十分柔软善良的。1969年8月,我和姐姐双双去了北大荒。装箱打行李那天,我看出父亲内心的痛楚。打行李时,他中途几次坐在院子台阶上,伤感与复杂的心情溢于言表。临行那天,家人非让我带上一个铝制的洗衣盆,我偏不带,心想,哪有干革命带洗衣盆的。无奈,父亲替我拎着大盆,又怕别人看着不雅,用小外甥的毛巾被一裹,就把我送上了火车。因怕家人难受,我是全班同学中惟一没掉眼泪的,在与父亲彼此挥着语录分手的那一刹那,父亲使劲闭了一下眼睛,又强忍泪水用力睁开,那个表情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永生难忘。
在北大荒时,我很长一段时间在演出队工作。那时,边疆文化生活特别贫乏,如果从广播里听到一个新鲜点儿的节目,我们都千方百计地搞到。记得有一次,从广播里听到一首琵琶曲,我马上写信给父亲让他帮忙找,父亲拿着我的信,立刻找到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的朋友杨教授,借来曲谱。那时复印机尚不普及,复印成本高,父亲就用薄点的信纸放在玻璃板上,又在玻璃板下放个灯泡儿,就这样老眼昏花地连夜把曲谱拓下来寄给了我。当时,我收到真如获至宝,荒友们也特别高兴。而对父亲的付出,那时体会并不深,而今回首往事,才感受到父亲对我事业的支持和一片爱心。
虽然,父亲非常愿意我在他身边,每次探亲回东北临行前几天,他情绪都有点低落。在往北京站去的公交车上,我曾发现他眼含热泪偷偷地看我。尽管父亲舍不得我离开,可在来往的书信中,仍鼓励我安心在边疆工作。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知青中已陆续有人托关系找门路离开兵团。当时,父亲的一位老同志是北京市的副市长,而且主持民政工作,也负责知青返城,可父亲却从没向老同志提起过帮我们返城的事。直到很多年后,那位老市长到家里做客,聊天时才听我们说起。那位老市长对父亲说:“哎呀!你怎么不说呀!我签字批准好多知青返城呢。”父亲就是这样一位不为私事向人张嘴的人,而为了公事、武术事业的事他却不厌其烦地求助他人。
当然,父亲对我们的影响以及让人们难以忘怀的不仅是他那乐观豪迈的性情,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品格,更主要的是他对祖国对民族的无限热爱,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怀,促使他对中国武术事业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不要做“一介武夫”
我在为父亲整理资料时,发现了一本日记,这是他在“文革”中失散的几十本日记中仅存的一本,十分珍贵。
他在1954年3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旧有遗传下来的各种拳术对身体健康特有功效,到现在失传很多,失传原因是:擅长武技的人往往采取保守态度,秘不传人,所以学者日少,行将失传。”接着他写道:“建议政府予以提倡,一方面提倡一方面对旧有国术在方式方法上加以改善,对擅长武技的人士加强新的教育,截长补短取精用宏,想象这样对人民健康上是有极大贡献的。”
在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在54年前,父亲就看到了武术国粹行将失传的危机,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危机的根源,并向国家提出了挽救良策。为传承中华国粹,他殚精竭虑,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从那时起,他就为发掘、整理、继承、传播传统武术而努力。
他曾告诫弟子,不要做“一介武夫”,他本人不仅习武不辍,而且特别注意学习,收集积累。上世纪七十年代,北京体院一位研究生,要写一篇有关“八卦掌”的论文,缺少资料,有人推荐他来找父亲。很多年后,这位武术专家回忆说:“李老听我说明来意后,特别高兴,打开一个大木箱,里边有上百本的资料,李老说,你都拿去……”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只要能把传统武术这一民族瑰宝传承下去,他没有丝毫保守,对一面之交的陌生人都倾其所有,更何况亲朋好友。
父亲是一位特别勤奋的人,在他有生之年,勤耕不辍,已编辑整理出几十本非常珍贵的武术专著。由于资金困难,不仅采用钢板刻印,托人铅印,还自己手抄。他把自己一生积累整理的宝贵资料无偿送给弟子朋友、武林同好、国际友人。至今,不止一个人对我讲:“我手里还有你父亲送我的拳谱呢,全是毛笔抄写的。”每逢这时,我都会一次次为父亲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并意味深长地说:“您好好留着吧!”
父亲是位开明的人,在他身上少有习武者常见的相轻和门户之见。我在他遗留的照片中,发现了他多张参加其他武术拳种活动的照片,而每次参加活动,他都带上自己的字画以示庆祝。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毅然打破传统观念,将历来秘不外传的八卦掌《三十六歌》和《四十八法》公布于世,并加以注释便于大家学习,促进了八卦掌的普及与发展。他还亲自把自己的学生带到别的名家门下学习。这些做法都是保守者忌讳的,而父亲却十分开明,在许多做法上为后来者开了先河。
父亲没有大家的架子。他在世时,家中宾客盈门,上至领导名流,下至工人、农民、山沟孩子,他都一视同仁。父亲走后,我在收拾他的遗物时,看到一位安徽农村女孩儿写给父亲的信,信中说:“敬爱的李爷爷,咱们虽通信十几年还没见过面,可您在信中指导我练习八卦掌,现在我的身体已经好多了……等有机会我一定到北京当面谢谢您。”我还看到1992年春节父亲为这位名叫春艳的女孩儿画的最后一幅没有寄出的画。看着这些东西,睹物思人,心中一阵阵难过,虽然这个女孩儿再也见不到李爷爷了。但我相信李爷爷传授给她的美好精神和武术的真谛是永存的。我也很想有朝一日亲自把父亲给她画的画送给她。
重要的两件大事
父亲生前做过的两件大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牵头倡导八卦掌门中人及国内外武林同好,挖掘迁建在“文革”中被破坏深埋地下的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先师墓。那时正值“文革”后期,左的思潮还根深蒂固,这种与“破四旧、立四新”对着干的做法,在当时是惊人之想,也有被批判的可能。但父亲决定的事是义无反顾的。迁建董先师墓一方面是出于尊师重道、尚武崇德弘扬国粹,另一方面是父亲听体院一位教授讲,国外有人说,今天武术的根已不在中国。父亲听了怒不可遏,他要给说这些话的人一个铁的事实。
迁建董先师墓可谓历尽艰辛,困难重重,迁坟委员会就设在我的家里,每日人来人往,母亲忙里忙外。我清楚地记得,重新打好的棺木没处放,就放在我家院子里,新的墓碑也是请人在我家刻的。当时,迁坟一事不仅有来自上边的压力,也有来自社会的舆论,更有一些人不理解,说些不三不四的话,来家里闹。但是,父亲带领弟子及武林同好,克服了重重困难,新的董海川先师墓终于落成了。听母亲说,安葬的头一日,父亲一夜没睡,第二天眼睛充满了血丝,讲话声音都是沙哑的,我现在还珍存着当时的录音。
当时,这件事是轰动中外武林的,这件武林大事带动了全国武术界尊师重道的风尚,树立了中国传统武术的宗主位置。事后,许多国外武术爱好者也纷纷来中国寻宗问根。
现在,在北京万安公墓的董海川墓碑群已成一块传统武术文化的教育基地,一块传承国粹弘扬民族精神的宝地。每年吸引着国内外的众多武术爱好者和门中人前来拜祭,在墓前进行表演汇报,传播着尚武崇德、尊师重道的精神。
而今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父亲的远见卓识和他此举的深远意义。每年,当我从万安公墓的大门慢慢向那块武林墓碑群走去,眼前就会浮现父亲手执拐杖,带着小外孙,兜里揣上两个馒头,来董海川墓工地察看的情景。那时,从西直门内到万安公墓,要倒几次车,走不少土路。而父亲已是七十几岁的老人了,如果没有当时他的执著和付出,没有门中弟子及国内外武林爱好者、武林同好的鼎力支持,怎么会有今天的此景呢?
在中国武协和北京市武协领导的支持下,父亲做的另一件事,就是亲自倡导创建了全国第一个民间武术团体——北京市武协八卦掌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的成立,带动了全国传统武术的普及与发展,改变了武林界一盘散沙的状况。现在,全国民间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八卦掌研究会成立后,最多的时候,在北京市建立了36家辅导站。父亲把“文革”后落实的房子拿出来无偿给研究会使用了11年,在这里他接待国内外来访者、主持会议活动及武术交流、出会刊、教授学生、给拜师者回信、为朋友挥笔作画题字、整理武术资料……八十多岁的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为了表彰他对中国武术事业所做的一切,中国武协特别向他颁发了“中国武术贡献奖”。我觉得他是无愧于这份荣誉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弟子为他拍摄的影像中,父亲说:“八卦掌创自董海川先师,为中华武林精英,值此机会(我)把先辈所传尽数献出,盼武林后辈研习,尚武崇德,把这宝贵的中华文化遗产继承下来,为祖国、为人民作出贡献,发扬光大,振兴中华,吾愿足矣!”每每播放他这些带着亲切乡音的讲话,我心中都难以平静,总像第一次听到那样震撼。
前些日子,一位师侄出了一张有关八卦掌的光盘,他对我说:“能不能不在盘中播放师爷的墓碑,因为人们都认为他还在。”我说:“也好!”就让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正如原亚洲武术联合会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武协主席徐才先生对父亲的评价:“子鸣先生是人去事业在,人去人缘在,人去风范在,人去精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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